當前，由環保督察和強化督查形成的環保監管執法高壓態勢，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一種輿論認為“環保沖擊實體經濟”，阻礙了經濟發展；另一種輿論認為，“環保沖擊實體經濟”是個偽命題。對此，必須加以冷靜、客觀地分析，正確處理環保與發展的關系，保障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保障環境質量持續改善。

環保沖擊的是有環境問題的實體經濟

絕大多數環境問題都是由發展帶來的，無論是發展不當，還是發展不足。實體經濟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也是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堅持問題導向，強化環保監管，首要必然劍指實體經濟。

在以前環保要求不高、環保標準不嚴、環保監管執法偏軟的情況下，一些地方高耗能、高污染、設備老舊、工藝落后和未經環保審批、布局嚴重不合理的“散亂污”企業大量存在，客觀上既為當地貢獻了好看的GDP 數據，也解決了一部分人員的就業。這些企業，顯然是一個地方實體經濟的組成部分。在環保督察和強化督查中，這部分企業必然成為執法監管的重點對象。在鐵腕執法的形勢下，作為實體經濟組成部分的“散亂污”企業受到沖擊，也是必然的。因此，從局部看、從微觀看、從一時一地看，環保對實體經濟劣質部分的沖擊是無法避免的、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應當實事求是加以承認的。只不過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行業，這種沖擊程度不同而已。否認這一點，即不符合客觀實際。

 如果說，嚴格環保執法監管卻沒有影響實體經濟， 只有三種可能。一種是，一直以來這個地方環保工作做得非常好，不存在“散亂污”企業和落后產能。第二種是，這個地方在此之前已經實現了經濟轉型發展，經濟發展非常健康，實體經濟不存在突出環境問題。第三種情況是，這個地方的環保督察和強化督查只是喊喊口號、做做樣子，并沒有動真碰硬、真抓真管。顯然，現實中， 沒有哪個地方完全做到了前兩種情形。而第三種情形， 如果存在，也是應當嚴加糾正，并嚴厲問責的。

從各地的情況看，由環保督察和強化督查形成的環保風暴，沖擊的是高耗能、高污染、設備老舊、工藝落后和未經環保審批、布局不合理的“散亂污”企業，關停的是環保違法、治理無望的企業，犧牲的是那些靠大量耗用“環境容量”才能盈利的企業，淘汰的是高消耗、高排放、低產出、低效益的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影響和限制的是地方低質量、低水平的發展。在這方面，各地都能找出許多具體、生動的實例。

 對那些產業布局合理、環保手續齊備、技術工藝先進、環保設施完善、污染排放達標的企業來說，無論環保風暴刮得再猛，也不會傷其一根毫毛。不僅如此，已經實現轉型升級、環境成本已經內部化、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企業，不僅不怕環保督查， 而且在環保風暴的優勝劣汰中占有了更多的市場、贏得了更多的發展機遇，在強化環保執法監管中變得更加強大起來。

事實也確實如此，筆者在與一些環保合法企業的接觸中發現，環保督察和強化督查以來，這些企業的產品市場行情轉好了，如產品價格提高了、銷售渠道通暢了、企業贏利增加了。這些企業由衷地擁護和支持政府強化環保執法監管，希望一直保持環保高壓態勢。到目前為止，筆者還沒有發現或聽說過有哪一家環保合法的企業被關閉的具體事例。

科學看待環保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其實，環保對整個實體經濟的影響并不適合用“沖擊”二字，因為環保促進著合規守法、環境友好企業的健康發展，對于那些低質的、違法的、環境不友好的企業來說才是“沖擊”，因此， 環保在根本上推動著整個實體經濟的優化向好。客觀分析環保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難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這種影響是以“良幣”驅逐“劣幣”。在環保督察和強化督查的高壓下，高污染行業企業的產能迅速收縮，推高了相關工業品的市場價格。低污染、高質量的優質產能會自發新增、擴建或收購、兼并、改造落后產能，逐步實現新的供需平衡， 一部分失業人員和中小企業也會在新的行業格局中找到自己新的位置。可見，環保在影響與驅逐“劣幣經濟”的同時，也在為壯大“良幣經濟”創造好的市場環境和發展空間。雖然從局部與微觀看， 在一些地方，環保確實沖擊了一些存在環境問題的實體經濟，但從長遠與宏觀看，這種沖擊是正確的、必要的。痛一時而益長遠，忍受這種陣痛是值得的。山東省在“十二五”期間，著力淘汰造紙行業中的小企業，推動產能向大企業集中，在全國率先完成提標改造和行業升級，水污染排放濃度和總量大幅度降低，行業整體盈利和市場競爭力大幅度提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第二，這種影響是以環保優化發展。發展是硬道理，但置環境于不顧的“硬發展”沒有道理。如果說， 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前，犧牲環境謀發展還可以暫時容忍，那么在人們由“盼溫飽”轉變為“盼環保”、由“求生存”轉變為“求生態”的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則無疑不能再由“散亂污”企業和落后產能作為實體經濟來支撐我們的發展。在我國已經越過靠犧牲生態環境贏得經濟發展的現階段，我們再也不能容忍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環保倒逼經濟轉型升級，以環保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環保優化發展。這種沖擊，是環保優化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正如環境保護部李干杰部長指出的那樣：“我們打的是一場改善環境質量的攻堅戰，也是一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攻堅戰。”

第三，這種影響越早越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要堅決摒棄損害甚至破壞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堅決摒棄以犧牲生態環境換取一時一地經濟增長的做法”。容許“散亂污”企業等落后產能存在的經濟發展，是不健康、不可持續的發展，不是我們想要的發展。因為，這些企業創造的社會財富，往往低于其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帶來的損失，這些企業存在和生產一天，對環境的欠賬就增加一天，將來治理和修復的難度就增大一分，甚至病入膏肓，導致不可逆的生態破壞，付出再大的代價也無法治理和修復。可見，環保的作用效果越早、越大、越徹底越好， 讓環境友好型企業更好發展，讓“散亂污”等存在環境問題的企業及時淘汰或轉型升級。

科學應對環保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正確把握環保與發展的關系，科學應對環保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對不少地方黨委政府執政能力和執政智慧的一場考驗。筆者認為，應注重做好三個方面：

第一，要堅定不移地保持環保執法監管高壓態勢。

第二，這是一個基本點。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已經結束，但環境保護工作，環保監管執法永遠沒有結束。面對“環保沖擊實體經濟”的質疑，面對本地一個時期實體經濟不景氣、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定力，絕不能放松環保監管，絕不能對環境違法企業心生憐憫、網開一面。對于那些對政府和環保部門的整改要求置若罔聞無動于衷的企業，應依法給予行政乃至刑事處罰，采取“兩斷三清”的措施予以關閉。

第三，要堅持合理行政與依法行政的有機結合。政策和策略是我們的生命。在堅持依法行政的同時，還應堅持行政合理原則，做到行政決定不僅合法，而且合情、合理，能落地執行。法條是死的，而現實永遠是復雜紛繁、豐富多彩的，有一百條法律就會有一百零一種現實問題。要秉持法治精神，采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企制宜的措施，努力減少企業的經濟損失，絕不能站到環保的道德制高點上，拿著法條教條主義簡單執法，甚至是粗暴執法。打個比方，一家醫院長期拖欠供電公司的電費， 供電公司雖多次催繳，醫院總是賴著不繳，作為買賣的一方，供電公司好似可以理直氣壯地予以斷電，但若醫院正在為病人進行手術，那這時斷電顯然就是不合情理的。假定病人在手術臺上因斷電而死亡，那斷電導致的后果就是不可彌補的，斷電行為就是不人道的。供電公司待醫院將手術做完再行斷電，顯然更合理。

第四，要注重現實伴生問題的解決。拋開環保要求保護實體經濟，容易保護污染、保護落后，這是不對的；眼睛只盯著“環保”，置關停并轉實體企業伴生問題而不顧則是愚蠢的。伴生的問題，如員工失業問題、正常生活保障問題、下崗員工再就業問題，甚至關停企業的債務處理，以及社會穩定問題，顯然不應由環保部門來解決。黨委政府必須加強宏觀統籌， 既要確保各類突出環境問題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又要避免“并發癥”，防止“后遺癥”，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成本，降低對社會民生的不利影響。

文章來源：《中華環境》10月刊